荀子儒学经典诠释方法论发微

荀子感应战国末期社会转型的特定需要,总结各家各派的经典诠释经验,重新确立了诠释儒家经典的基本目标,重新建构了关于儒家经典的文本观念,并且以此作为建构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的引导.而就创建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而言:荀子首先重视的是"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亦即通过诠释与思索,而将儒家经典文本之所讲所论贯穿起来以发掘并洞明其中的道理;荀子特别重视的是"布乎四体,形2乎动静"、"为其人以处之",亦即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诠释者能够对儒学精神学以致用,在致用中加深理解与诠释;荀子十分重视的还有,它能促使诠释者逐渐进入一种理想境界,亦即"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     

儒家教化本质及当代价值

儒家由孔子创立,经由后儒传承并发扬光大,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文化与核心价值体系,其核心观念是“仁”,核心功能为教化。儒家教化是以“人”为逻辑起点,通过礼乐制度及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文化化,化性起伪,最终使人人向善,止于至善;当代社会应传承儒学及其人文精神,肯定人的尊严,价值,倡导教化、敬畏生命、尊重人格并重视典礼仪式对人教化作用,同时,为政者及社会各精英阶层应起率先垂范作用。     

从文化观差异看梁漱溟对胡适的孔子观的批判

胡适的孔子研究是其“整理国故”的一次具体实践。借鉴西方现代学术方法,胡适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其西化视域下的孔子研究也受到质疑和批判。梁漱溟的孔子研究基本上是回应胡适之论而起,但其结论往往针锋相对。梁漱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对胡适的孔子观的批判,恰是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两种文化观的冲突。     

“文化惯性”与“雅俗冲突”：论元代地方儒学释奠雅乐的重建

元代地方儒学的释奠仪式上曾出现“礼乐坏缺”,“差遣俳优,鼓以俗乐”的“雅俗冲突”现象,这种现象引起了部分地方官员和儒士的不满。延祐五年（1318）在一位江西官员的倡导下,礼部开始诏令全国各地宣圣庙置办雅乐。此诏令并不具有强制性,但对化解“雅俗冲突”、恢复释奠雅乐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有一些官员和儒士从维护儒家礼乐的完备性出发,自觉开展雅乐重建活动。在元朝官方并未强制推行儒学雅乐的环境下,地方儒学雅乐的星火重建,是儒家礼乐观“文化惯性”的体现,也是儒士自我认同的曲折反映。     

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同古代儒家文化的相通性

尽管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有着不同的理论范畴和时代名义,但旧邦新造、其命维新本就是儒家思想内生自化、传承不息的精神义理。对此,文章提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同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相通性命题。其原因在于,二者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一以贯之的精神风貌,以及诚意诚一的精神追求。依此三个维度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六十年”同中华民族的“那五千年”对接起来,以期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挖掘出更具历史纵深意义的文明背景。     

近十年中国海外公民精神研究述评

公民精神具有公民主体性和公共性两个特性,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是中国公民精神整个研究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海外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市场经济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为中国公民和公民精神的塑造提供了必要条件;儒家思想尽管与现代文化之间有些格格不入,但是其对现代公民精神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绝无裨益的;在教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中国公民精神呈现出逐步成长的趋势;国家主导下的中国公民法律权利和社会权利发展较快,而政治权利发展滞后,表现出与西方经典公民理论不同的特点;中国公民精神的未来走向,是扩大公民政治权利和培养世界公民意识。但是,海外研究存在着否定中国政治制度等问题。     

梁武帝之倡儒与萧梁经学之复兴

梁武帝＂本自诸生＂,自幼受到严格的儒家礼法教育,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梁武帝潜心经学研究,对儒家《五经》皆有著作,阐发新义,成为国子学及地方官学的讲授内容。梁武帝重视儒学教育,设置了一整套的学校教育制度,并以＂经术取士＂,他甚至一再到国子学考察生员,鼓励破格取士。梁武帝倡儒,注重制礼作乐,修五礼,定雅乐,获得了＂专事衣冠礼乐＂的称誉,使萧梁成为南朝经学极盛之时期。     

译名中的话语运作与文化互渗——新教传教士对《论语》书名及"孔子"称谓的翻译与解释

五部新教传教士的《论语》英译本历时百余年,在《论语》书名及“孔子”称谓的翻译上,亦经历了从“音译”到“意译”的变化。然而,无论是“音译”还是“意译”,传教士都必然或隐或显地将基督教话语融入其相关的翻译与解释之中。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正是通过在西方语言中被命名的方式,儒家思想才得以进入西方文化的概念系统并持续不断地留下其意义的“踪迹”。     

孔子《论语》教育思想的五个新解

《论语》是孔子教育学的忠实记载。虽然后人对《论语》中“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自行束脩以上”“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有教无类”这五句孔子教育名言有传统的主流理解,但事实上也存在一些不同见解。对于五句教育名言的确切解读,应该从孔子整体的教育教学思想、理念、智慧、态度、方式方法,以及词源学、语法、训诂和常识等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以获得更为科学的新解。     

李之藻眼中的西学——兼论其实学思想

李之藻接受西学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实学思想。他的实学内涵既包括道德性命之学,也包括功利之学。这就使他既接受了西学中的自然科学,也接受了天主教。然而李之藻的实学思想并没有超出儒学的范围。最终,我们看到,他的实学不过是儒学的另一种表达。这样的实学无法形成西方自然科学体系所需要的逻辑支撑和科学兴趣。因此,明清实学、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并未在中国建立起独立的自然科学体系,也未给中国带来革命性的影响。